少有大志的“荆州张秀才”

公元一五二五年（嘉靖四年）农历五月初，张居正在江陵一个小康之家呱呱坠地。不过当时不叫居正，叫白圭。相传他曾祖父在喜添重孙的前夕，夜梦一轮明月掉进水瓮，照得满瓮发亮，转眼间见到一只白龟随着水光浮将上来，第二天恰巧居正涉世，于是便给取名“白圭（龟）”。

这白圭自幼勤奋好学。两岁牙牙学语，就认得《孟子》上“王曰”二字。五岁正式入学，十岁能通六经大义。到十二岁上，便考中了秀才，轰动古城，小小年纪换来了“荆州张秀才”的大大名声。就因为这次应考大得荆州知府的喜爱，给改名叫“居正”。意思是要他将来为官做人秉公居正，莫做墙头草。从此，他就不再叫白圭，更加刻苦读书，立志将来为国家做出一番大事业来。这为他入朝后立下的偈语“愿以深心奉尘刹，不予自身求利益”播下了最初的种子。

第二年，十三岁的张秀才即赴武昌城应乡试。其间写下《题竹》一诗，说道：“绿遍潇湘外，疏林玉露寒，凤毛丛劲节，只上尽头竿。”这诗在艺术上不算上乘，但使人看出小秀才志在“尽头竿”的不凡抱负。论这回考试成绩，本当稳稳录取，只因当时有个叫顾应璘的湖广巡抚兼大才子，担心他过早中举有可能骄傲起来，反误了大才，这才榜上无名。张居正对此也深觉有理。他不是早读过柳宗元的《伤仲永》了吗？历史上神童早夭的事例有的是，足可记取。从前“江陵神童”也出过不少，南朝梁代的刘子遴八岁能文，使当时文坛巨匠沈约、任昉也为之倾倒；唐代的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七岁能诗，也曾在古城传为一时佳话。正因为他们并没有躺在 “神童” 的声誉上飘飘然自满自足，所以后来都有一定的建树。张居正的志向、抱负，自然更非先前“江陵神童”可比，等才技老练些再成名，发展前途不是更无限量吗？这样，到下一次全省会考，中式自然是不用说了。但十六岁的举人毕竟少见，“荆州张秀才”于是更加名噪一时，驰称湖广（当时湖北、湖南为一省，即湖广省）。

身在荆州心在朝

到嘉靖二十六年，二十三岁的张居正成了进士，二十五岁升为翰林院编修。当时正值严嵩当道，忠良被斥，张居正深感难以施展抱负，便于三十岁上告了病假回到荆州。

家乡山水名胜，本是够使人眷恋的。居正回后，也曾“辟地数亩，植竹种树，诛茆结庐”。可他毕竟不是陶渊明。现展在他眼际的，也并非“悠然南山”，而是民众的深重苦难。朝廷的苛捐杂税，官吏的层层盘剥，压得老百姓们喘不过气来。居正在他的《学农园记》中写道：“官吏催科，急如火燎，寡嫠（lífù，寡妇）夜泣，捕冠（逃亡者）宵行”，不能不使人“恻然以悲，惕然以恐”。他越发感到必须“摘奸剔弊”，改革政治。在另一篇《荆州府题名记》里，他提出要将所有荆州官吏名字刻到一块石碑上，凡有政绩的就记载在他名字底下，要是徒有其名而不见其政绩的，就说明此公不是好东西，至少他没有为民众办过半件值得一书的好事。张居正此番用心可谓良苦，但一个在野朝官的愤愤呼声，又有谁会加以理睬？

学农园学不下去了，发议论也无济于事，游历去吧，也许家乡的山水名胜多少可以陶冶一下烦闷的心绪。古城胜迹有的是。他来到了风光足佳的《仲宣楼》，极目江天景色，不禁心胸为之一畅，信手提笔写道：“一楼雄此都，万里眼全开。孤岫（远山）烟中落，长江天际来。”这气派非凡的诗篇，仿佛是孕育于他胸间的鸿鹄壮志在奔腾舒展。

这期间，他还曾结伴游武昌、游衡山。当他步上巍巍衡山之巅时，作诗这样赠勉同伴道：“欲骋万里途，中道安可留？各勉日新志，毋贻白首羞。”显然，这也不是什么寻常游山玩水之作，分明是他当时政治心理的写照。

一个想望有所作为的政治家，怎么可以在立志改革的万里途中半路上停下来呢？他深深感到离开朝政不是办法，应该去呼.号，去战斗，去搏击风浪。于是故乡的山水和田园再也留不住他了。嘉靖三十六年，休假了三年的居正辞别荆州，毅然北上，决心豁出身来医治眼前这满目疮痍的明王朝，实践他“苟利社稷，生死以之”的诺言。

重返故乡

张居正这次别离家乡，进京投入政治旋涡，直过了一十九年因归家葬父才又短暂重返。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与荆州回聚。

那已是万历六年、居正五十三岁的时候了。十岁登基的神宗尽管已做了皇帝六年，可毕竟还很年轻，一切朝政都执掌在他的老师、内阁首辅居正手里。本来他在四十三岁时已进入内阁，当了大学生，历经了严嵩、夏言、徐阶、高拱这些前任内阁首辅之间接连不断的争斗，到他四十八岁时神宗即位后才当上首辅，全握大权。这时候，好些革新政治、巩固边防的措施，已经按照他“富国强兵”、使民“足食足衣”的大政方针切实推行，整个国家开始出现局势安定、渐趋繁荣的景象。

这些年，居正自称“昼作业思，寝不语，食不日，以优国家之事”，连父亲在江陵死了也不奔丧，不丁忧，不守制，依然日理万机。为这件事，曾在当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。 一些迂腐守旧和反对革新的人纷纷向他发起攻击，包括他的门生、同乡也加入了里面。有的说他“不孝”、 “贪位”， 有的甚至骂他 “禽兽”。张居正在这股滚滚汹涌的逆浪面前，丝毫没有半点懦怯。“欲报君恩，岂恤人言！”他大声吼道。 他认定：“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，天下事无一可为者。”那些攻击他的人一个个受到了朝廷的惩处。有的遭到廷杖后将腿上的腐肉割下来风干，要后代留记此仇。斗争真是够激烈的了。

他父亲本是在万历五年九月死的，到第二年春上三月，在平息这场风波、作好妥善安排后，居正才离京南下，归家葬父。十九年来，他一个人远离双亲和妻子寓居北京，没有什么温馨的私人生活，没有什么与家人朝夕相处的天伦之乐，一心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。一路上，那一派欣欣向荣明室开始中兴的情景，展现在他眼际，给了他莫大的慰藉。

这时候，荆州东城的张家宅第也大大变样了。神宗御笔赐题的《纯忠堂》《捧日楼》，金碧辉煌，东门外还有东园，城内旧宅前又添了南园，连原先明藩王朱宪师所居的辽王府，这时也成了张家的财产，那景象是够宏阔的了。想当初他曾祖父张诚由秭归迁来江陵，家道尚称寒碜；祖父张镇，也不过是辽王府小小一卫士；父亲张文明，则是多年不第的秀才。现在靠着“白圭”发迹了，一切都变了，那为数不少的意外之财，也一起变到张家来了。本来，居正是很注意带头遵守新法并极力反对行贿受贿的。整顿驿递后，儿子由北京回江陵应试，他吩咐自雇车子；父亲过生日，他让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去祝寿，从不因私事占用公家车子和丁夫。一些官员向他送礼，他照例加以拒绝和规劝。然而，行贿者自有他们的“巧妙”之法，北京这里不收，就送到江陵去。恰巧张文明并非不爱钱财，来者不拒，于是贿门洞开。做儿子的远在千里之外，鞭长莫及，有啥法子呢？再说封建社会又讲什么“子为父隐”，居正自然有他的苦衷。可作儿子的总还是有责任的。这一点，也正是张居正身后被人攻击的主要把柄之一。可见对一位洁身自守的政治家来说，家庭教育是任何时候放松不得的。

张居正这次回江陵，江陵一时成了明王朝中央决策机器转动的轴心。是凡急需处理的公文，都由快马得得地地送到江陵来了，就是没送来的也留待他回去处理。皇帝和百官盼他早日归朝望眼欲穿。这样，居正只在家耽搁了一个多月，办完父亲丧事不久就又登程北上了。

从此以后，江陵父老再想看到长须玉立的张相公时，已是长眠于灵柩的故人了。公元一五八二年（万历十年），帷幄运筹、为国操劳多年的一代名臣，终因劳累过度与世长辞，年仅五十八岁，遗体隆重归葬于荆州城东门外，谧张文忠公。可在他身后不久，风云突变，新法尽废，张家被抄，谧号被夺，明室又日益衰微下去。日后虽得以昭雪平反，但朱元璋的子孙们做得太晚了，阶级矛盾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境地，明王朝的统治很快便彻底完了蛋。从前，荆州城东门外三里许的张居正墓，尚矗立有石碑、石马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，身殁四百年的一代宰辅，想不到又遭劫难，古墓几乎荡然一空，于今依稀难辨。但是，这位“宰相之杰”对国家和民族所作的有益贡献，一直留存在人们记忆之中。